194x年,我二(戴望舒)
我觉得静是吃醋了。当时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就觉得她经常给我不好的脸看,那种板起来的。丽娟劝我善待静,说她自己还是个孩子,我不应该对她发脾气。可是,可能跟我饱受磨难的残损的身体有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会变得那么暴躁,经常事后谴责自己,却并不道歉。
我的脾气并不是只对着静发作的。在工作中、社会上,我也越来越多的脾气不良。
我举个例子,一个关键性很强的例子,我甚至打了我的校长大人,而且连续打了我两个东家学校新陆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校长的耳光。两个校长都指责我,说我站在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旗帜上街游行的学生一边是错误立场。一个校长说我亲共,另一个校长干脆说我是共匪。于是我分别地打了这二位的耳光。然后我分别地被这两个学校解聘了。大家都知道,我人高马大,被一些朋友形容成李逵式的人物,尽管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处于无间断的重伤风似的状态,体质大不如前,但我的手一举,那还是有份量的。
走出这两个学校,我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
这本来没有问题的了,生活也过得下去。
可是那两个校长大人咽不下那口气,居然分别地去警察局检举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校长检举的内容竟然并不一样,一个说我通共,一个说我是汉奸残余。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的两个学生来到我家。男的叫陈梦海,女的叫吴默然,他们是男女朋友,后来成了夫妻,还都成了着名的翻译家。这是后话。默然有个舅舅在警察局做事,用后来的话说,还是个中层干部。
他们说:戴老师,出事了,我们刚得到内部消息,警察局已经把您列入了通辑犯的名单里,通辑令明天就会发出。默然补充说,她舅舅喜欢读一些诗,对我有着敬意,特意关照她的。
上海人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可是我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是一二三都过。三个女人,先是过了两个,接下来还要过第三个。三次当逃犯,路线都是从上海前往香港,时间都是晚上,形式都是连夜出逃。
我携妻带女,第三次连夜去了十六铺码头,赶上了半夜启航的轮船,方向香港。跟前两次一样,走得十分的匆忙。
回到香港后,我一开始还很快就找到了老东家,老行当,以笔名“江思”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读书与出版》。
可是《星岛日报》那时的主编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他听说我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通辑犯后,毫不犹豫地就让我当了一次鱿鱼,被炒掉的鱿鱼。
后来想起来,觉得我天生就是属鱿鱼的,到这个锅里被炒,到那个锅里再被炒一遍,炒得我全身上下每根骨头都嗞哇乱响。那些锅还有性别,三个是女性的,其它是男性的。男锅炒我,炒了也就炒了,女锅炒我,却让我的骨头都焦了,一次比一次焦得厉害。
最后炒掉我的,是我的静。
最后一次离开《星岛日报》后,我的日子变得拮据得很,我是说,我们一家五口的日子,一个望舒,四个女儿,即一个静加上三个朵。那时静还不到二十,我经常觉得她也是我的女儿,只不过是个会跟我上床下床的女儿,当然是合法也合理的上床下床。跟丽娟的文静相反,她是活泼天真调皮可爱。我疼她至少不亚于疼三个朵。人说含在嘴里怕化了,就是这个意思。她也含我,高兴愉快的时候,她会把我含得乐不思沪。至于这个“含”字有几个含意,当诗人的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也是诗,诗是不容解释的。
可是调皮的同意词有时候却是任性。一句话不合,她就对着我嚷,甚至尖叫。我们没有一天不吵架的。在我这边,我的性格也是被那些磨难给烧焦了的,炭化了的,特别容易冒烟乃至起火。
一天,我在街上见到静,她的小手竟然牵着一只大手。那是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我沉着冷静地走上去,我问那男的:先生,可以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吗?那小青年说:我姓蔡。不是,先生,你是谁?问我姓名做什么?我说:我是她老公。我一把拉着她的手就走,我后面那小青年没有再发出声音来。我想象得出他的呆怔形态。
到家后,我们大吵了一场。这是每个当男人的都会有的反应。直到我看着我的手,再看看她的小脸,虽然没有肿起来,可是明显地红了一片的脸,轮到我愣住了。我打了她。
我打了她!过了好几年,我想起静,我的手就会疼。但逢天阴雨湿,我的那只手就会疼。但逢天阴雨湿,我就会想静。我觉得,这两个现象应该有一种内在关系。
我打过人,比如上海那两个校长,还有《星岛日报》那个主编。过后,我的手并没有疼的感觉,相反,我觉得那些个打有一种中医里说的舒筋活血的作用。用虾米小弟时代的话说,那叫一个爽,怎一个爽字了得。
可是,静却让我疼了。是我打的她,但疼的是我,而且是好多年的疼,一直到我再也没有痛感为止。
几天后,她带了一个新的男人到家里来。这回是个中年的男人。我刚想骂人,那男人说话了。他说,他是杨静小姐的律师。他把一个离婚协议书递给我。我看清了那封面,就把那一本东西都撕掉了。他说,他那里还有。他嘴角泛起一个勾引我的手再次扬起的微笑。他说:简单地说,你和杨静小姐生的两个女儿,一人带一个,杨静小姐和她带的女儿的生活费用由你负责。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她是带着三朵走的。她走得很妇女。我很少看见她不是蹦蹦跳跳地走的。我忽然意识到,她不是我的女儿了,她已经长大了,或者说正在往大里长。长大的孩子都要住到外面去的,长大了就自由了,不是父亲可以管得了的了。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有肉体关系的女儿,一旦走了,那更不是天下哪个父亲管得了的。
于是,我成了祥林哥,鲁迅写的那个。我逢人就说:我死定了。这回我死定了。
反正我已经死定了,我这次例外地没有去买那写着三个灵字的名牌杀虫药。
那天,卞之琳到我家来,还兴冲冲的,我当头给他一句棒喝。我棒喝用的还是祥林哥的名言:我死定了。他扶了我一把,他说:你站好了,听我说,你可以不死了。北平(那时已经把北京改成了北平,为的是后来没多久再改回为北京)邀请你去。
反正我在香港就是继续当那个死定了的人,用丽娟的话说叫行尸。于是,用不着卞兄做工作,我当即就说了行。我说的行,不是行尸那个行,而是想再做回活人去行走的行。
几天后,我就跟卞兄一起上了船,一路向北。我带着大朵和二朵,还有我的妈妈。
在塘沽码头,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记不住那些个头衔,反正来迎接我的是当地的人物。他们把我的的大手都快捏熟了,不住口地说:欢迎大诗人投入人民的怀抱。火车到了天津站,我以为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特别热闹的世界。这里有喧天的锣鼓,有扭着柳腰跳着秧歌的美丽少女,好多美少女。直到一双(不是一只)比我的大手只略小一号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大手、那握手的穿着共军军衣的人说着那同样的话“欢迎大诗人投入人民的怀抱”时,我才知道,这些美少女竟都是来欢迎我的。到了北京(还是叫北京吧),我同样受到人物的捏手欢迎,听到同样的那句话,人民的怀抱,人民的手,而且是中央级的人民的手。
在北京,我们一家四口住进了据说是日本人建的宾馆翠明庄,入住了这家高级宾馆最好的套房,用虾米弟时代的话说,那叫总统套房。
之后,大朵和二朵插班进入蔡元培、李石曾和沈尹默创办的孔德学校(后来叫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我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之后我被任命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据说还是署长胡乔木点名和任命的。
我给静写信,报告了这些情况。我请她到北京来。
静来信里居然说,她决定来。我对二朵说:你妈要来了。你妈要来啦,还有你妹妹。二朵跳了起来,叫着我妈要来了,三朵要来了。她抱住我。我就抱起她跳,跳到我瘫在地上为止。
我走上一条幸福的路了?我相信是的。可是命运对我说不。
命运说:你少了一次寻死。这是要补回来的。
过程如下:我因病住进了医院。可是我不想多住,我的心在外面。我说:我已经学会自己注射麻黄素了。医生无奈地同意了。我回到了家里,那是分配给我一家住的一个四合院。
那天,我是想要早点康复的,为此我增加了注射的剂量。
然后我倒下了,我看到胡乔木这位中共相当大的干部走到我的床边,还有好几位领导。可是我看着他们就咽了气了。弥留之际,我听医生说: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十分钟里不抢救,就没救了。
象有朋友说的,我从香港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就好象一直在重伤风的状态。可是,恰恰在我不想死的时候,我却死了。我用毒药寻过两次死,都没有死成。可是当我想用救命的药活下去的时候,我却死了。命运对我说:第一,是你自己说的,你死定了。那你不死能行吗?第二,你寻死了两次,还欠一次,不补能行吗?第三,你不用灵灵灵的毒药了,却去用救命用的药,你不用灵灵灵,就没人能救得了你了。
我要哈哈了!我最后一次地哈哈,尽管没人听得见我的哈哈。
《人民日报》发布了我去世的消息,报导说:“诗人戴望舒逝世,陆定一等前往照料入殓。”这个中共的党报发表了胡乔木亲自赶写的《悼望舒》一文,胡署长说:“我为中国丧失了一个决定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而悲悼。”中国文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新闻总署礼堂举行追悼会。共有百余人参加,其中不乏着名人士,如郑振铎、老舍、艾青、袁水拍、范长江、冯亦代、叶浅予、丁玲、文怀沙、萧乾、荒芜等。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马叙伦等人送来花圈挽联。会场有乐队演奏哀乐。追悼会由文化部部长茅盾主持,胡乔木等人致悼词。徐迟还朗诵了我的诗。
生得凄凄惨惨切切,死得荣荣耀耀烈烈。这就是我,一个死到第三次才终于死成的人。我,戴望舒。享年四十五。
我的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虾米小弟,接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