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姐姨妈,家里排行第二,生了四个女儿。
这在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非常难得。
根据结果,可以反推出姨丈家还是有一点旧思想,渴望生儿子,而为了生这几个女儿,必定四处躲避吃了很多苦——那时的巨额罚款不是普通农村人交得起的。
我在饭桌上偶然听进去几句大人们聊过去的事情,能总结出一个当年事的大概来。
当年的妹姐姨妈长得白净微胖,圆脸俏鼻,十分可爱迷人,与姨丈算是郎才女貌,从旧照片上可见一斑(虽然我并不觉得姨丈长得帅,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不论其他,单论婚后生活,也算幸福和美。
1991年,妹姐姨妈诞下大女儿胡英华。
也许是鉴于家中长辈的施压,第二年,妹姐姨妈也顺利怀上了第二胎。当时的政策是要隔四年才能生第二胎,否则要罚款。上村口那时有个叫杜伟的人,懂一点中医,看胎儿性别也很准确,妹姐姨妈就去找他把把脉。如果怀的是女儿,打胎也不是不可以,归根结底只是想要个儿子罢了,不必要为了女儿承担巨额罚款。
杜伟看了后,信誓旦旦地说这胎必定是男孩。妹姐姨妈和姨丈欢喜极了,罚款就罚款吧!
那时姨丈还没有在水厂做(其实是后来外婆结识了意姑,意姑的丈夫是水厂厂长,这才引荐进去的),家里投了一些池塘、田地来耕作,妹姐姨妈的家公出工资给儿子儿媳帮家里干农活,有时骑小三轮拉菜去远一些的集市上卖。总体来说,家里条件算不得很好,但是对儿子的期望高于一切。
为了给这个未出生的儿子提供更充足的营养、更好的环境,妹姐姨妈出了江门,到舅父家里住。娘家人也替她高兴,在预产期快到时,舅父他们还给请了辆大巴车,打算用来接妹姐姨妈和她“儿子”回上村。1993年,胡琦珊表姐在妇幼保健院出生,咯咯咯地笑着哭着,坐着大巴风光回家,却让她家交了罚款,父母空欢喜一场,杜伟中医大跌眼镜。
(其实这里有个疑问,外婆看胎儿性别准确多了,那当时为何要找杜伟呢?说明那时外婆还没有掌握现在的技能。)
妹姐姨妈很快又怀上了第三胎。同样不够间隔,而且第三胎就属于“超生”了。那时计划生育风声很紧,传闻查的极严,什么强迫带环,罚巨款,交不上的强制打胎,某些地方不服从者还会被强行关押。
幸好传闻的地方不在上村。但是妇联、村干部们还是非常敬业尽责地天天到各家搜查,一旦发现就停水停电封屋子。“间隔不够”和“超生”两笔罚款加起来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对于儿子的渴望让他们选择性忽视。妹姐姨妈不在上村住了,不然会连累家婆家公(当时住在一起,而妹姐姨妈的小叔小婶住另外一处)没有水电用。她逃到了横村,和我外婆、大姨妈和她的三个孩子、妈妈、五舅、鳯姨等一大堆人挤在一个小出租屋里养胎。
某天五更,妹姐姨妈突然喊肚子疼,五舅立刻背着她骑自行车去塔江那边一个旮旯里的小医疗站——不敢去大医院,因为还怀着躲避计划生育罚款的侥幸心理,在那个医疗站里由姨丈的叔婆帮她接生。熟人好办事,自家人帮忙隐瞒一下不是什么难事。天色未亮,小婴儿就呱呱坠地了,她的母亲却再次失望,还是一个女儿啊!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表姐胡琦蓝暂时没能上户口,成为了一个“黑户”。
姨丈开始边帮家里干农活,边闲时骑摩托车出去接接客,努力赚多些钱,为了交上罚款让女儿能早日上户口。其实到工厂里打工赚钱要更多,但是工厂查得严,被发现超生了就会拉去结扎。
三年抱俩,妹姐姨妈很快又怀上了第四胎。尽管各种躲避,姨丈还是被抓去结扎了,丈夫结扎了妻子就不用带环了。
这是最后一个生儿子的希望。胡家人根本不理会那么多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置之不顾。1997年,茵慈表姐降生。儿子的愿望自此破灭。姨丈和其家人也信命了,屈服了。命中注定就是女儿,有什么办法呢?
之后,因为家里钱不够,以年末分红充交罚款,不知道扣了多少年,才终于还清了计划生育的罚款债务,四个表姐也都顺利上了户口。
就这样,胡家集齐了四朵金花。五舅常常开玩笑道,为什么不取名“梅兰竹菊”呢?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