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留下来的东西经过沉淀,可以说都是精华部分,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华枫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这上面。有那么一段时间,和云梦的交流也变得少了很多。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
也就是说“着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着。”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
《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
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
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着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着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着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
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着《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着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着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
《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着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
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着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着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
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着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诸子书。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
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着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