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时，可高兴了。
虽然胳膊很疼，但是不用上课，又不用农忙，而且最要紧的是，我父亲真服了我，认为我是有种的。
他从此再不敢横着眼睛和我说话。
哥哥来看我：“丫头，你真绝。你真敢跳。”
我特自豪：“怕他怎的。”
哥哥眉毛耷拉着，眉尾好似有千斤重：“我也想像你似的。可惜父亲更生气，更暴怒，闹得我在学校都没法做人。”
我道：“太要面子能成什么事？哥，你就是太害怕了。你瞧，至今我只是摔坏了了一条胳膊。一条胳膊，难道还能比我整个人生重要吗？”
三个多月后，我父亲亲自带着我去改了名字，从此我叫“罗钦”。
这个字是我自己取的，意思是“我敬重自己的人生”。
我父亲不大理解其中的意思，只觉得不好听，也不像个女孩名字。但他向来也只是叫我的小名“阿毛”，所以也逐渐不理论我的大名叫什么。
我和罗家的各位姐姐们一样，一直在罗余读书。十八岁时，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普通大学，从此再没回过罗余——一次都没有。
我是个天性淡漠的人，我并不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一样，对家庭有着深刻的感情。事实上，我几乎无法理解一切归因于家庭的无知奉献。
好比，我的大姐罗维静，到了年纪，就要被家里人引导着去嫁人这事，简直不可理喻。试问我和新郎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我怎么能确定要不要和他过一生？——万一他睡觉打呼噜，万一他不爱洗澡，那我下半辈子都要睡不好了。
面对此事，母亲说：“都是这样的。是个人都是有缺点的，过久了就习惯了。”
我说：“一辈子要是这样囫囵着过，不如别生出来。”
母亲来打我的嘴巴：“胡说什么呢。我们家，就你是个刺头。你可要好好找个姑爷，我们家还指望你呢。”
我说：“你们指望姑爷，姑爷还指望你们呢。各自顾自己吧！”
再比如说，我那重男轻女的祖父母，每每总是暗讽我对罗家没什么贡献：“你个小丫头片子，真白长了一副尖牙利齿，要是这张嘴长在你哥哥身上，不知该有多好。”我也不惯着他们：“你们生不出来会说话的男娃，怪谁哩？”
所以家里人和我都不大合得来。所以我也懒得去迎合家里人。
说实在的，一个女孩子家在外地谋生，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自力更生找一份稳当的工作，总是困难的。
想到吃苦的日子，我也不免哀叹：“我家对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能吃苦的基因。”
漂泊在外五六年后，我才终于稍稍稳定。这个稍稍稳定，不涉及什么固定或者半固定的资产，仅仅只是银行卡有了一些能抗风险的余额罢了。
母亲几次打电话来，说哥哥要结婚，要买房子，希望我能贡献些许资金。她将这个贡献，体面地称作“为了这个家，支持几个子儿”。
那意思就是不还。
我和哥哥的感情不浅，但这并不是需要我无偿付出的理由。我打电话给哥哥去，哥哥说：“买什么房子，我还没有对象。没有到那一步。真到那一步，我会亲自对你说。”
我此后就不大给母亲打电话，她的焦躁情绪太折磨人，完全是无中生有，自讨苦吃——说了也不听。
母亲也是可怜，她的焦虑之心说给父亲，只会被父亲无限放大，绝不可能得到治愈。母亲没有别的可支撑的亲友，独独只能打电话来向我诉说。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不能说是失败，但也绝非算得上好。他们吵架的时候，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
小时候大伯二叔都搬出去，连祖父母都走了，罗家大院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一家四口，父母亲吵架的声音，简直可以将老房子震翻。
母亲的主要攻击方向在于：“我就不该盲目地嫁给你，吃下这些苦。”
父亲的主要攻击方向在于：“你生的这些孩子，没一个出息的。”
说到底，都是母亲的错。母亲眼光不好，母亲肚子也不好。只是不管吵得多厉害，他们又很快会和好。后来我发现，只因他们是两只孤独的半圆，对方再不好，他们也别无他人可依靠。
我从不将父母的裂痕当做自己生命的裂痕，而是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列入未来生活计划。所以，我对伴侣的选择很是慎重。
我并非不婚主义者。我对美好的爱情抱有期待，甚至很期待进入婚姻生活。我清楚地知道，我这种家庭疏离感只是源于不幸的原生家庭，那不应该磨灭我对未来的生活的想法。
——好比吃着一碗熬得稀烂的面条，我不仅不会厌恶面条，我还会想象假如自己去熬这碗面条会是怎样香甜。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确定了一个还不错的结婚对象，并开始同居。倒也没有瞒着家里人的想法，该说也说过。
我母亲十分惊恐：“你怎么这样？——你们还没有定亲，居然就住在一起，这样你的名声就会不好！”
我的语气也很惊吓，沉重问说：“那怎么办，我不会被浸猪笼吧？”
我母亲说：“那你要他快快娶了你才行。要是他变心，你就完了！”母亲还给我举例子，说罗初新找了一个男朋友，追到家里来四处造谣，说罗初骗他的钱，又不肯跟他等等，名声坏得紧。
我说：“你们远在西疆，这事儿你们都知道？”
我母亲说：“村里就有那男的认得的人，四下里传遍了，叫罗初不好做人。”
我说：“那管什么？罗初又不在罗余过生活——她可能这辈子也不再回去，任他们说去吧。”
我母亲教育我：“无论如何，你不能学她，坏了名声。依我说，你应该尽快带他来家看看！”
“来家？”我问，“罗家大院？还是哪里？我们哪有家？”
漂泊在西疆，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我哥哥身上的父母，其实对家庭的概念，就只剩下那些糟粕原则。
我母亲沉默了。半晌，她不得已退一步说道：“你哥哥买了房，结了婚，咱们就定下家了。那时候你再带他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