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先后爆发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给北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宋江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 年）。关于宋江起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北宋末年的黑暗统治，繁重的赋税、徭役以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宋江领导的起义军最初活跃在山东、河北一带。他们人数虽不算众多，但作战勇猛，机动性强，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官府，劫富济贫，因此在民间颇有声望。
宋江起义军的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农民、渔民、矿工等，他们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怀着改变命运的决心投身起义。起义军的战术灵活多变，他们不与官军正面交锋，而是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州县之间穿梭，让官军难以捉摸。
然而，关于宋江起义军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历史记载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史料称其“横行齐魏”，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也有观点认为其活动范围相对较小。但无论如何，宋江起义军的存在对北宋朝廷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宋徽宗最初对宋江起义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只是派遣地方官军进行围剿。但由于官军战斗力低下，且内部腐败严重，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随着起义军的影响不断扩大，宋徽宗开始感到不安，于是派遣童贯等率领精锐官军进行镇压。
面对强大的官军，宋江起义军在战斗中逐渐处于劣势。最终，宋江选择了招安，接受了北宋朝廷的官职。关于宋江招安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官军的压力越来越大，起义军难以继续支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希望通过招安为部下谋求出路，改变自身的命运。
方腊起义则发生在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 年），其规模和影响力较宋江起义更为巨大。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人，他原本是一个漆园主。由于花石纲之役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民怨沸腾。方腊借机组织民众，发动起义。
方腊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包括杭州在内的六州五十二县，起义军人数达到近百万之众。方腊起义军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口号，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强烈愿望，得到了众多百姓的响应和支持。
方腊起义军的战斗力较强，他们采用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战略战术。在进攻州县时，往往能够迅速攻克，给北宋朝廷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宋徽宗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惊恐万分，急忙调遣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南下镇压。童贯率领的官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方腊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在与官军的对抗中，方腊起义军虽然英勇抵抗，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加之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起义失败。方腊本人被俘，后被押解至汴京处死。
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对北宋末年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两次起义反映了北宋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百姓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已经无法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起义的爆发让北宋朝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同时，这两次起义也揭示了北宋末年军事制度的腐朽和官军战斗力的低下。面对起义军，官军多次围剿失败，充分暴露了北宋军事体系的弊端。
此外，这两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它们促使后来的统治者反思社会问题，重视民生，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
从文化层面来看，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成为了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中，对宋江起义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演绎，使这些历史事件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们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反抗精神，也为后世研究北宋末年的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于我们理解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