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显才，是沈阳的一名普通警察。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突袭了北大营，黄显声局长指挥我们全城的警察兄弟，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我们撤离了沈阳。在撤离的途中，我们救下了一个叫玉儿的女孩，爱情悄悄的在我们心中滋生。后来她和她的父亲在哈尔滨附近落脚，我们约定等形势好一点之后再来找他。
我们经过洮南，逃出了张海鹏的魔爪。在哈尔滨，我们认清了张景惠的丑恶嘴脸。在齐齐哈尔，经过江桥抗战，我手刃了日军的参谋长田畑，名扬东北。
后来，我和我们沈阳的警察兄弟老油子、宽子一起加入了东北义勇军，几经整合改名叫东北抗日联军。我们粉碎了鬼子想破坏我国龙脉的阴谋。却因给战友买药而不小心暴露了行踪，被鬼子抓起来刑讯逼供。我英勇不屈，却被鬼子的田边少尉送入了他们的病毒细菌实验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血腥的现实，鬼子用活人做实验。那里是人间地狱，是恶魔世家。那里没有人性，没有善良，只有杀戮，只有死亡。无数的中华儿女死在那个魔窟里，无数的冤魂在怒吼。
我们险些感染鼠疫，后来被安排收尸。经过九死一生，我和一个叫老吴的难友逃了出来，跟我们一起逃出来的两位难友不幸遇难。我们亲眼看到鬼子用有病毒细菌的粮食，毒害了一村的无辜百姓。
后来幸运被抗联兄弟救起，我回归了部队。经过莲花泡山的战斗，牺牲了很多兄弟，后被称为莲花泡山四十二烈士。我们生存的空间进一步被鬼子压缩，只好向关内撤离。
在山海关，上面的意思还是不准抵抗，但是安营长却告诉全体官兵抵抗到底，不许让鬼子过山海关。我们和安德馨营长并肩作战，打退了日本鬼子数次的进攻。最后，鬼子用飞机、大炮以及舰艇的火力，打开了山海关城门一角。安营长主动要求断后，壮烈殉国，全营官兵全部牺牲。鬼子以最高的礼遇埋葬了安营长，入夜，我们潜入山海关偷出了安营长的尸体，一路护送，使安营长魂归故里，在保定下葬。
在保定，我们参加了赵登禹旅长的部队，在这里，我经历了西风口的大捷，我们的大刀短枪队名扬天下。也经历了八道楼子阵地的失陷，叛徒的出卖让我们损失惨重。后来古北口陷落，我们撤到南天门一线。《塘沽协定》签署，长城抗战结束。我们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后来鬼子提议进行中日运动会，我和宽子参加，在四百米比赛中，我遭到了鬼子的暗算，惜败于日本人。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奋起直追，在接下来的四百米接力中，我们赢得冠军。
接下来。鬼子的田边少尉发给我们出请柬，邀请我们一起喝酒。即使是鸿门宴，我和老油子、宽子依然欣然赴约。同样是沈阳警察的刘平负责在我们走后向赵旅长先斩后奏。
在酒桌上，我们唇枪舌剑，好不痛快。田边无意中透露了遵化两个字，让我们猜测，可能在遵化附近日军会有行动。我们上报给赵局长，各种原因，最终准备由我们负责通报给在遵化的孙军长和关参谋长他们。可是鬼子的速度实在太快，我们去晚了，孙军长和关参谋长等抗联战士血染沙场，突围的主力部队为了不给鬼子口实，避免鬼子把战火烧到关内，毅然向关外突围。我们虽然晚到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们端了鬼子的一个指挥部，双腿断掉的田边自杀。
本以为我们能继续过一段平静生活的时候，我却收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和我一起从细菌病毒实验室逃出来的老吴的来信，玉儿在宛平。
和赵旅长打过招呼后，我们踏上了去宛平的路途。人还在路上，心早已飞到玉儿身边了。
这里，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宛平城卢沟桥。到1937年，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
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们一路躲着鬼子，走到宛平城外不远，在永定河大堤附近看到一个日本兵，在那里徘徊，而且久久不愿离去。我们以为是打探我方驻地的探子，所以特别注意他的行踪。他没头没脑的在大堤上徘徊了很久，我们一直跟着他。天色暗下来，他还不离去，我们很着急，最后决定去看看。虽然双方已经是处于停战状态，不过那个鬼子见到我们还是有些警惕，特别是我们还带着枪，不过还是向我们不停说着什么。他胸前的名牌上写着“志村菊次郎”，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他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数次交流无果后，他离开了大堤。我们又盯了他一会，看他确实离开了，没有折返，我们才放心继续行进。老油子还开着玩笑：“这家伙不会是迷路了吧，要是实在找不到路，就赶紧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