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他又接着说，在那个时代，百姓们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很艰难。就拿唐朝的“贞观之治”来说，表面上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可实际上呢？百姓们依旧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为了修建像洛阳宫殿这样的大型工程，大量的劳动力被征调，百姓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放下家中的农活，去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在军事方面，频繁的对外战争，比如对突厥的征讨，让百姓们既要承担兵役，又要为军队提供粮草物资。据史料记载，当时百姓缴纳的赋税种类繁多，除了田赋，还有户税、地税等各种名目的税收。百姓们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被征收走了，剩下的仅仅够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
令人叹息的是，即便生活如此艰难，很多老百姓却没有去反思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他们就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选择安于现状，觉得这些苦难都是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命中注定应该承受的。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古代社会，统治阶层一直致力于向百姓灌输“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理念。像儒家经典中倡导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本意是教导人们在遇到问题时，要从自身出发寻找解决之道，培养个人的品德修养和责任感。可在实际的社会统治中，这一理念却被过度解读和利用。统治者不断地向百姓强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公，都应该先反思自己的不足。像“故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以及“昼之所为，夜必思之”等言论，都被用来强化这种思想。
在这种长期的思想灌输下，一旦出现问题或者遭遇不公平的事情，百姓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自我反思，在自身上找原因。每一次缴纳完沉重的赋税，看着家中所剩无几的存粮，他们便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够勤劳，没能开辟出更多的田地；每一回遭遇疾病侵袭，却因没钱医治而痛苦煎熬时，他们会责怪自己平日不够节俭，没有积攒下足够的钱财；当自家孩子因贫困而无法读书识字，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们更是满心自责，认为是自己没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反思循环中，他们逐渐陷入了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深渊，却从未想过这背后或许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当然，在广大的百姓群体中，也有一些聪明且有觉悟的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他们看到，许多贵族生来就不用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却能够凭借世袭的特权，享有巨额的财富。在周朝实行的分封制下，贵族们通过血缘关系，世代继承着大量的土地和财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普通百姓，无论多么努力地劳作，都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官员们拿着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税赋，却没有将这些财富用于造福百姓，反而中饱私囊，生活奢靡。皇帝的儿子们，仅仅因为出生在皇室，什么努力都没有付出，就能够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普通百姓，在见到官员时却要下跪行礼，在社会地位上明显低人一等，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让他们感到愤怒和困惑。
为了化解百姓心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稳固自身统治，统治者巧妙地将“命”这一概念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精心编织出一套看似合理合法的理论体系，以此来阐释社会中种种不公平现象，进而消解百姓内心的反抗意识。统治者大力宣扬“命”的观念，声称世间一切不平等皆由上天预先注定。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上层人士无需付出辛勤劳作，却能坐拥巨额财富、享受荣华富贵，而普通百姓即便日夜操劳，却依旧深陷穷困潦倒的泥沼，这一切都是命中既定的安排。在这种解释下，财富、地位与努力似乎毫无关联，一切都被神秘的“命”所左右。而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特殊使命，成为了巩固这种不公平秩序的理论支撑。儒家强调“礼”，主张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各阶层应安于本分，不得僭越。《论语》中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明确了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被统治者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用以强化阶层之间的差异。
对于命运，儒家虽未单纯强调宿命论，但一些观点却被统治者利用来为不公平的社会现状背书。例如，孔子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本意或许是在面对人生无常时，倡导人们保持豁达的心态，不过多纠结于人力不可控之事。然而，统治者却断章取义，将其解释为每个人的富贵贫贱都是上天注定，凡人无法改变。他们宣称，普通百姓生来就被命运安排为穷奴才命，这是不可违抗的天命，他们应该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辛勤劳作，默默承受生活的苦难，而不应有任何反抗的念头。与之相对，那些达官贵人则被视为是命运的宠儿，生来就拥有富贵命。他们凭借着家族的世袭特权，无需付出太多努力，便能享受荣华富贵。这种对命运的解读，进一步加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使得底层百姓在心理上更加认同自己的悲惨境遇是无法改变的。
皇帝更是被尊称为“天子”，这一称谓源自儒家的“君权神授”思想。统治者利用这一观念，宣称皇帝是上天的儿子，是上天派来统治百姓的。既然皇帝是上天的代言人，那么百姓对皇帝的统治就必须无条件服从，任何反抗行为都被视为对上天的大不敬。在这种思想的笼罩下，百姓们的思想被严重禁锢，逐渐失去了反抗的意识。
其实，如果整个社会的百姓都非常努力，却依旧无法摆脱贫困，那么问题的根源很可能并不在于百姓自身，而是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此时，真正应该反思的不是百姓个人的过错，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缺陷，人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改进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让自己能够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忽悠百姓要不停地自我反思，要接受所谓的命运，这样一来，他们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都有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分配机制的不公平被彻底掩盖了下去。而百姓就在这种思想统治下，一直过着勤劳却贫穷的生活，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却只是让统治者们过上了奢靡无度的生活。直到现代社会的到来，人们的思想开始觉醒，生活才有了质的飞跃，百姓也才彻底摆脱了身上的重担！
老师讲完故事，屋内一片寂静，大家都沉浸在故事的余韵里，久久回不过神。有人轻轻叹气，有人皱着眉头若有所思，还有人小声地和旁边的人交流着自己的感受。
不知是谁先开了口：“这郭六可真是太可怜了，那个时代对女人太不公平。”这话一出，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是啊，明明是大环境逼得人走投无路，最后却都怪到她一个弱女子头上。”另一个人附和道。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缓缓说道：“以前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老百姓就像被蒙着眼拉磨的驴，累死累活，还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苦。”
这时，一直静静听着的老师又开口了：“这故事里，最让我觉得可悲的，是郭六到死都被那些所谓的规矩束缚着。她觉得自己失贞了，就非得给丈夫找个清白的女人，最后还自杀了。其实她才是最无辜的，她只是想活下去，想照顾好家人。”
“老师，您说要是郭六生活在现在，她的命运会不一样吗？”一个年轻人好奇地问道。
老师笑了笑，眼中满是感慨：“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用再被那些封建礼教压得喘不过气。要是郭六活在当下，她遇到困难，肯定会有很多办法解决，也不用牺牲自己的尊严和未来。”
又有人接着问：“那您说，像郭六这样的故事，在古代是不是经常发生？”
老师点了点头，神色有些凝重：“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古代可不少见。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就像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牢牢地困在里面。遇到天灾人祸，底层百姓总是最受苦的。那些当官的，很多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渐渐西斜，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屋内，给这场充满思考的交流染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
这场关于郭六的故事分享，就像一颗思想的种子，种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大家带着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期许，陆续离开了那座老房子。而我，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还不断浮现着郭六的身影，心中暗暗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时代，也更加明白珍惜当下的重要性 。
小六接着翻开下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回村，和年迈的老师唠嗑，听他讲了一段从史书里看来的前朝往事。
过了几天，老师喝了口茶，缓缓道来。故事发生在明公万历五年五月，宫里的大太监李全在东厂处理文件时，一份报告吸引了他的目光。报告上说，前些日子礼部有个叫赵平的主事死了。主事不过是个六品小官，本没什么稀奇，可怪就怪在赵平竟是上吊自杀的。
李全觉得这事不简单，就叫来一个贴心手下孙福，让他去仔细打听打听，自己则坐在太师椅上，悠闲地等着看后续发展。过了几天，孙福匆匆赶来，带回的消息让李全惊得差点把手中的茶盏打翻。原来，赵平居然是穷死的！而且朝廷上下都在传，是当朝首辅周宇“逼死”了赵平。
这背后的缘由是，周宇之前宣布了一项规定：以后官员的俸禄，不再发放白银和铜钱，全都用太仓库里的实物来抵。为啥周宇要这么做呢？当朝的税收政策实在太奇特了，从明公允许百姓用实物抵税开始，两百多年悠悠岁月，太仓库里堆满了破桌子烂板凳，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物件，简直跟个杂乱无章的大废品站似的。周宇这一举措，既能缓解部分财政赤字，又能盘活太仓库，按道理算得上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德政。
周宇本意也不想糊弄官员们，发放的是外国使团进贡的珍贵香料和稀有木材，这些可都是稀罕玩意儿，价值不低。再说，用这些东西折抵工资也不是头一回，前几年间就实行过。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行在户部上奏，宣德八年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米折合成钞，请求发放珍贵香料、稀有木材，珍贵香料每斤折钞一百贯，稀有木材每斤折钞五十贯，南北二京的官员分别在南北京库领取，皇帝批准了。《明宪宗实录》也记载，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户部提议用一匹布折抵文武官员俸米二十石，以前两京文武官员的折色俸粮，上半年发钞，下半年发珍贵香料和稀有木材。
可这次为啥就闹出人命了呢？关键在于没考虑市场规律这一关键因素。以前珍贵香料和稀有木材确实是紧俏货，各地的商人们挤破脑袋，争得头破血流都想收购。但这次为了抵扣工资，太仓库一下子放出几万斤，市场上瞬间供过于求，价格就像坐了滑梯一样暴跌。那些高官大佬们生活富足，不靠这点死工资生活，根本没察觉到这个致命弊端，可像赵平这样在清水衙门里，只靠微薄俸禄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的六七品小官就惨了。
珍贵香料和稀有木材的市价低到了谷底，赵平为了换钱，跑了好几家铺子，铺子里的伙计们虽然满脸堆笑，说着客气话，却没有一个愿意收购。换不来钱，可一家人还得吃饭，孩子饿得哇哇直哭，老人也饿得有气无力。之前他已经向亲朋好友借了一圈钱，每次借钱都要忍受别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的赵平，在绝望之下，看着家徒四壁，选择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后家里全部家当只有20枚铜板，那寒酸的场景，让人看了忍不住落泪。
按说死个六品小官，凭周宇和李全的权势，要压下这件事轻而易举，不过是动动嘴皮子、挥挥手的事儿。可万历五年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半年前，考核法、新税法等各种新政接连出台，各级官员被KpI考核、丈量土地这些事折腾得疲惫不堪，每天起早贪黑，忙得脚不沾地，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偏偏赵平这事刚发生不久，周宇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按照规定，周宇得回乡丁忧三年。
听到这个消息，满朝官员暗自高兴，有的甚至在家里摆起了小宴庆祝，想着周宇一旦丁忧离职，就把他制定的那些新政都废除，让一切回到从前。周宇自然明白这些人的心思，于是搞了个夺情起复，赖在内阁首辅的位子上不走。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众人借着赵平事件，大肆攻击周宇不忠不孝。纷纷指责周宇，说他口口声声说新政如何好，现在却把堂堂朝廷六品命官逼得上吊自杀，在他的新政下，大明的老百姓哪还有活路，一时间，朝堂上弹劾周宇的奏折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
吏部尚书钱明和吏部侍郎吴强跳得最厉害。两人各自动用关系，四处联络，召集大批门生故吏，到赵家扶灵哭丧，那场面，锣鼓喧天，吸引了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大家指指点点，影响非常恶劣。他们这么做目的很简单，一个想进入内阁，享受更高的权力和待遇，一个想接替周宇的位子，成为朝堂上的新贵，总之就是要周宇下台。
周宇心里清楚他们的算盘，可自己当时身份敏感，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不能轻举妄动，这事儿就落到了李全身上。李全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叫来手下孙福，附在耳边低声交代了一番，孙福一边听一边点头，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赵平出殡那天，吴强还在灵前滔滔不绝地控诉周宇“新政杀人”等罪状，那口才，口若悬河，说得唾沫横飞。众人随声附和，哭喊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大家群情激愤，都恨不得立刻去找周宇算账。吴强眯着眼看着众人，心里暗自得意，觉得周宇这次完蛋了，自己马上就能如愿以偿。
就在这时，“噼里啪啦”，一团小火苗突然窜了出来，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操控着，精准地落在吴强身旁。赵家屋子本就窄小，祭祀用的纸扎祭品又到处都是，堆得满满当当，小火苗借着风势，瞬间引发了一场大火，屋内屋外一片火海，热浪滚滚。吴强离得最近，还没反应过来，身上就着了火，他惊恐地大声呼救，在火海中四处乱窜。众人纷纷逃命，场面混乱不堪，哭声、喊声、脚步声混成一片。吴强没被烧死，却因筋疲力竭，被慌乱逃窜的人群活活踩死，死状凄惨。
事后有传言说，当天赵平家附近有几个东厂的小番子在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他们干了啥。火灾的灾情报告送到东厂后，被李全压了下来。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李全干的，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虽然没人敢公开说，但私底下都在悄悄议论。
火灾之后，周宇以“非法集会，引发灾情”为由，把“带头闹事”的郑刚等人全都贬黜出京，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反对他夺情的。当然，光这样还不够。珍贵香料价格一直上不去，连平日里支持周宇的小弟们都不好交代。没人支持，就算是首辅也不好混，政令难行。
于是，周宇赶忙把京城的大商人都叫到府上，跟他们“商量”，说是商量，语气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威严，让他们一律按国库发俸前的原价收购珍贵香料和稀有木材。在大明，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平日里没少受官员的欺压，如今花几万两银子就能攀上周宇这棵大树，以后在生意场上就能顺风顺水，他们觉得这钱花得值，纷纷点头答应。
就这样，事情渐渐平息，大家的日子又回到正轨，可赵平一家却再也回不去了。赵平之死当时引起了一些关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可没过多久就被人遗忘，或许连“热搜”都算不上。至于赵家人后来怎么样了，史料也没多记载。人们吃完这人血馒头后，就再也没人关心他们了，从古至今，大多如此，人性的冷漠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