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在公元993年2月公开造反，而他造反的口号或者叫造反的宣言可谓是相当振奋人心：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
这句话别说是放在当时，就算是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让有钱人不寒而栗的雷霆之吼，对于此时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蜀川百姓来说这却是天降福音，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短短数日之内就有数千人聚集在了王小波的身边。热血沸腾的王小波决定带着这些人趁热打铁，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自然就是起义军所处的青城县，而此地最后也是被起义军轻而易举地一鼓而下。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前来追随自己，王小波在起义的这个月底又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临近的彭山县。
他之所以选择攻击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因为彭山的县令齐元振在当地既贪又暴，百姓对他的民怨极大且早就想拿他开刀了。赵光义曾经派出秘书丞张枢巡视蜀地，回到京城后张枢向赵光义举报了蜀川有不法行为的百余名官员，这些人最后都相继被罢免，但张枢却对齐元振独加赞赏，说他是一个清官还是个能吏，于是赵光义下诏对齐元振一番大力褒奖。可是，事实上这个齐元振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赃官且还是一个残暴的酷吏，但这人演技了得，张枢被他的一番表演所骗但却毫不自知。然而，公道自在人心，这个齐元振是个什么东西当地的老百姓可是太清楚了。
得知王小波率领一帮不知死活的流氓前来找自己的麻烦，不知死期来临的齐元振恶性暴发，他带着一帮人就主动去跟王小波干架。可悲的是，在数目庞大且群情激愤的起义军面前，齐元振以及他带出来的这帮人只是在片刻之间就灰飞烟灭。
齐元振虽然死了，可愤怒的民众觉得这样死太便宜他了。为了出尽心中的恶气，齐元振的尸体被人特意用一种刀形的钱币给剖腹取心，百姓们以此狠狠地羞辱了这个贪赃成性的恶吏。
在接连拿下两座县城后，王小波是不是应该趁此大好形势继续高歌猛进呢？答案是否定的，起义军就几千号人，而且还都是些不久前还扛着锄头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一哄而上去攻打几乎没有城墙和正规军驻守的小县城自然是手拿把攥，可一旦面对城高沟深的城防设施或是宋朝的正规军，那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王小波显然也不是傻子，这种以卵击石的蠢事他断然做不出来。当然，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打下一片根据地并初步壮大了队伍之后，王小波现在最该做的整编自己的军队并修缮兵甲以待时局的变化和发展。
可惜的是，史书没有记载起义军在攻下彭山之后又做了什么。如前所言，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史书里的时候已经是十个月后，而且他们那时候已经聚众数万且敢于同宋朝驻守成都的正规军在野外进行正面硬刚并战而胜之。
那么，在这十个月里他们到底都干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说来其实也不难回答，他们要么是主动选择罢兵止战并在自己的根据地上一步步地做大做强，要么就是被正规军一顿暴打然后退回山里打游击。总之，北宋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王小波率众起义这事，更无从谈及将这次起义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也正因如此才导致这次起义最后形成了让当地政府无法控场的局面。
古往今来，某个地方着火后当地官员的第一反应都是赶紧封锁消息控制事件的影响，然后再调动资源进行灭火。如果选择在第一时间上报火情，那多半会被火冒三丈的朝廷立马问责并由此丢官罢职，朝廷还会指责你毫无担当精神和抗压能力，纯粹就是一个无能和怯懦之辈，然后你也就此被别人取而代之，从此难受重用，所以这种铁定赔本的买卖基本上很少有人会这样做。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然是知情不报，然后迅速投入人力和物力去灭火，灭火成功后再将此事上报朝廷，如此至少也可以将功折罪。不过，这样做自然也是有风险的，如果灭火失败可就惨了，将来数罪并罚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头落地的下场。
有基于此，当王小波揭竿而起之时，蜀川当地的各级官员也是如此心态。况且，他们在最初的时候未必就有多么地重视这次起义，在这些见惯了世面的官老爷眼里这或许就是一群土匪或者是暴民聚众闹事而已，这些人注定翻不起多大的浪。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将此事上报朝廷以致惊扰了圣驾的安宁，等到他们彻底剿灭这些贼人之后再向朝廷报功才更能彰显他们的一片忠贞体国之心。
历史的真相或许就是如此。正如我们之前所言，王小波的队伍在起义初期只有数千人而已，这让当地的官员对成功剿匪这事还是很有信心的，而王小波在拿下彭山县城之后也定然进入了一段时间的困难期，甚至是随即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从而跌落到了艰难的低谷期。可是，起义军的转机很快降临！
蜀地在这一年所遭遇的大旱导致秋收无果继而出现了饥民和难民潮，在蜀地持续近十年对朝廷无度搜刮的强烈不满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在社会阶级矛盾已经极度尖锐的现实局面下，在个人生存已成为挑战但政府和地主的持续盘剥却一如往常的巨大民愤之下，早已经揭竿而起的王小波起义军成为了难以为生的百姓们唯一的归宿地，这一股洪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让起义军的实力急剧暴增至十万之众。到了这时候，蜀地的官员才终于意识到事态已经完全失控，此时若是再不向中央政府奏明实情恐将让蜀地彻底变色。
王小波的起义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十万人差不多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暂时抛开他们不谈，让我们一起回到开封城去看看在王小波的起义队伍慢慢发育的这段时间里赵光义和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们之间都发生了哪些事。当然，有个事我们必须再说一遍，这时候身处开封的这些帝国上层集团的大佬们并不知道远在西南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已经开始发生裂变。
眼下辽国人变得很安静，而之前一直上蹿下跳的李继迁也很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前些年搅得人心烦意乱的中原地区的旱灾和蝗灾也已全面结束，赵光义和他的大臣们总算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太平时光。我之所以要给这个享受加上一个引号是有原因的，因为赵光义这时候并未觉得自己的日子比起之前好过多少，相反，他觉得自己每天都累得要死。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以控制欲强和勤政而着称的皇帝，赵光义这段时间每天都很忙，灾后重建、招抚流民、剿灭各地的盗匪、改革赋税制度、改革官员考核制度、清典刑狱，诸如此类的事他都亲自过问和操劳，至于军政大事他更是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如此一来，他可就把宰相们干的活儿都给干了，李昉和张齐贤这两个宰相大人就此落得个清闲自在。
晕头转向地忙了几个月后，赵光义突然感觉自己满腹的委屈，甚至是有些怒火丛生。他把李昉和张齐贤召来一顿训斥：“依朕看来，你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都有一个毛病，没当官之前都吹嘘自己有管仲乐毅之才，但真的身居其位之后却什么行动也没有，整天就知道按时打卡上下班每月准时拿俸禄，你们甚至连个合理化建议都不提。朕身为皇帝倒是每天起早贪黑忙得四脚朝天，连一点闲暇时间都没有。两位爱卿，朕现在就想问你们一句，我们到底谁是皇帝谁是臣子啊？”
一听这话，李昉和张齐贤立马跪地磕头认错，但嘴上说自己有错心里却未必知道自己哪里错了。这其实也怪不得他俩，李昉本身就是一个大学者，你要他做学问倒是一把好手，而张齐贤就是一个权谋家，攻战伐谋是他的长处，你要让他当一个国家的大管家着实是在为难他。但是，这两人还不是你赵光义自己选的，你又能怪谁？
看着李、张二人在他的训斥下一副惶惶不安之状，赵光义叹息了一声，或许他也觉得这话说得太直接了，于是他又打了一个圆场：“朕这个人说话就是直，心里有什么想说的朕就会说，我们君臣之间本就该如此坦诚相待。”
话虽如此，但君臣之间的嫌隙由此也就公开化了。依照赵光义的行事风格，李、张二人在宰相之位上显然是待不了多久了，他所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能够罢免他们的正当理由，而最先倒霉的就是这个张齐贤。
话说此时有一个叫王延德的京官想离开京城去外地为官，至于原因，因为像他这种级别的京官想要获得升迁就必须得有一份在外为官且政绩卓着的履历才行。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同僚朱贻业请他帮忙从中运作一下。王延德为什么要找这个朱贻业？因为朱贻业是现任参知政事李沆的亲家。“老奸巨猾”的李沆可能是觉得这事有风险，于是他就来找到了身为宰相的张齐贤，他请张齐贤去赵光义面前为这个王延德讨个外官。
这事其实细看下来也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更是谈不上什么原则性错误，张齐贤也只需以为国举贤为名就能让王延德得偿所愿，可赵光义却为此而勃然大怒。他发怒的理由很奇怪，因为这个王延德早年曾是他当晋王时的府吏，所以他觉得王延德应该自己来跟他说这个事而不该私下里去求张齐贤。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朱贻业和王延德被一顿明文申饬，张齐贤则被罢了宰相之职。至于参知政事李沆，他啥事没有，他的鞋子上甚至连一滴水也没有沾，因为厚道的张齐贤从始至终都没有把他给拱出来。
张齐贤这边刚刚走了霉运，没过几天赵光义的另一个宠臣寇准也出事了。这天寇准和同为枢密副使的温仲舒一起从宫中出来，两人骑着马行进在开封的大街上，突然间一个精神有些失常的人冲到他俩面前迎面高呼“万岁”。这事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右羽林大将军王宾给知道了，而王宾又和寇准的死对头——时任宣徽北院使兼知枢密院事的张逊私交甚笃，张逊正愁没机会修理寇准，他就此把这事捅到了赵光义那里。
赵光义把寇准叫来问话，生性刚烈的寇准当场就火了。他当场为自己辩白：“陛下，那天我和温仲舒同行，可张逊却单单只告我，这明显就是他有意想整我，张逊实乃居心叵测！”
张逊也毫不示弱，他和王宾一起当着赵光义的面对寇准是一顿呵斥加指责，三人就此像泼妇骂街一样吵成一团。堂堂国之重臣竟然在皇帝面前如此粗俗无礼并相互揭短，这在极度重视臣子礼节的宋朝可谓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别说是吵架，就连哪个臣子在朝会上摇摇晃晃没有站像这种事都能让御史们给一本参倒。
赵光义对此当然是怒不可遏，寇准和张逊最后落得个“玉石俱焚”的下场：二人都被赶出了枢密院，张逊被贬为右领军卫将军，寇准则去当他的散官右谏议大夫，随后他就被外派到青州去当知州，接替他俩的人是柴禹锡和刘昌言。也就是在同一天，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吕端进入了中书省被提拔为参知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