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大明宫紫宸殿的东暖阁内，也正在进行关于疫情的奏报。
圣人穿了一件赭黄地云龙袍，腰间系绛色金玉革带，头上戴着垂脚幞头，盘膝坐在雕漆卧龙榻上，身前置着一张紫檀栅足案，双肘搁在榻上正看一本紫绫奏章，白如冠玉的脸庞上表情严肃，显得不怒而威。
跪坐在下方的是一紫袍、二绯服官员。
紫袍官员年约六旬，方脸膛，颧骨高耸，眉直浓黑如一道泼墨的“一”，颌下短髯也是根根细硬，一副正义凛然的面相，这位就是靖安司的主事，靖安将军孟可义。
两位浅绯袍服的官员是孟可义的下属：左边是内安署中郎将侯敏中，今年五十一，跽坐在身躯魁伟的上司旁边显得很矮，却不是矮胖，而是精瘦，方眉下一双狭长的眸子，精光内敛，显见是个精干人物；右边是外安署中郎将潘载庸，年纪也是五十出头，一张团脸，嘴唇有些厚，面相有些拙，不知他的人便觉这位人如其名，是个憨厚的平庸老实人——如此想的多半都被坑得爬不起来了。
内安署全称是“对内安全保防侦事署”，与外安署只差一个字。两署的职责一内一外，内安署职司国内安全，包括国内反间情报搜集，对国外细作的侦查、缉捕，京城及地方各类情报搜集，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长官中郎将为正四品，职权很重，是皇帝在朝廷内外的耳目——地方上的大事还没奏报到朝堂上，内安署的情报就已呈到了皇帝的御案上。
今年正月，内安署呈上的疫报就不止一份。
先是东海都护府的唐州、琉州，继而是岭南东道的广州，福建道的泉州，都有霍乱疫病发生。
这些疫报都是在扬州之前发生，但疫情远不及扬州，基本上只是出现了十几例就被当地官府严格隔离，控制起来。在地方奏报呈上来后，朝廷便只下令严密隔离病患，由本州医官局会同当地医家治理疫病，并没有派遣太医下去。因在太医署编制的《疫病防治大全》中，这种吐泻霍乱并不难治，而且传染性小，并不是那种令人色变的剧烈瘟疫，是一种每年都有的时病，不治而死者并不多，朝廷便只当成普通的时疫处理。
在内安署这些疫报之前，外安署就得了南方馆的一份天竺疫报。南方馆职司大唐南面的外国情报搜集，靖安卫多是以商人，游历文士、武者，或游方僧道的身份在国外活动，在天竺的靖安司呈报说：时值婆罗门教信徒延续四十二天的大壶节期间，朝圣地又流行了霍乱，死逾千人。
这份疫报并没有让靖安司惊诧。
因为天竺人每隔三年都会轮流在恒河岸的两个圣城举行朝圣沐浴，人潮涌涌，排泄没有规划，脏水横流，粪便遍布，很容易发生疫病，而霍乱就是每次大壶节都会发生的，少则死亡百人，多达上千人。
但这两个朝圣地处于天竺北部和西北部，西北圣地哈瓦距离云滇道还有三千多里，朝圣疫病对云滇道威胁不大。所以，南方馆今年初上报的朝圣时疫，朝廷也如往年般，按常例处理，谕令云滇道对西南边境实施入境查疫令，凡是被医官诊断为疑似带疫的，必须隔离至少半个月，确定无疫症后才允许入境。此外，便没有引起朝廷的其他关注。
但从扬州疫情爆发后，被朝官们讽称为“有着狗鼻子一样嗅觉”的靖安司便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情报人员“怀疑一切”的特质，以及“世上绝大多数巧合都必然有着关联”的思维，让他们能将时空隔得极远的人和事，也能分析出纵向横向联系来——这一分析，就分析出了不得了的事！
而在之后的十日内，南方馆潜伏在各国的靖安卫又陆续上报了暹罗国、细兰国、三佛齐国发生霍乱的情报，靖安司发现，这又是同样类似的症状，而且发生疫情的地方都是海港城市。
这无疑证实了靖安司的推测。
便有了今日的禀事。
圣人一边阅览着奏章里的详细分析，一边听着侯敏中的择要禀报。
“……《疫病防治大全》中的霍乱症状，其吐泻物皆是清而不浊，而此次霍乱的症状，包括天竺、暹罗、细兰、三佛齐，及本朝疫发之地，其吐泻物多是米泔水样，偶为黄水样或血水样，清而不浊者也有，但不占多数。臣等据此推测，这应该是同类疫病。而出现新的症状，或许是霍乱的起病原因不同，也或许是另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疫病。……臣等推测，本朝及南洋诸国的‘霍乱疫病’应该都是来自于天竺今次的朝圣时疫。而扬州不是海港城市，霍乱却是首先爆发猛烈的，染疫者又这么多，很可能是与疫病传染的方式有关。……”
圣人回思起扬州医官局的呈报：霍乱疫情起于内城积善坊马家的寿宴。
扬州巨富马天禄为其母作七十大寿，不仅在家宅里设寿宴庆贺，又在坊巷内大摆流水席，不止积善坊，邻近的那些坊，以及外城的贫户百姓都蜂拥而至，还有内外城的乞儿也涌来了，三天流水席从早到晚，满满当当的都是人。
疫病首先就是从马家所在的得福巷开始，之后三日内，内外城十几个坊都出现了这种病人，加上还有扬州内外城的乞儿——在发现第一例霍乱病患时，这些吃流水席的乞儿中应该就有发病的了，但没钱看不起病，多半是死在哪个角落里，而这些病发乞儿和其他病患的吐泻物很有可能污染了城内的河渠和水井。
霍乱是因饮食不洁而发病，而水源不洁就会导致饮食不洁，扬州城内多河渠，每个巷子又有水井，一旦河渠或水井被污染，周边用水的人家就很可能因饮食不洁而发病。
按扬州医官局的取水分析，马宅附近的水井已经被污染了，而流水席的膳房就是从这口井中取水，所以吃流水席的很多得了霍乱，又以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妇孺发作最快，因是疫病一发，就迅而猛烈，死亡者多。
“……天竺那边的霍乱已经从北部蔓延到南部，凡是在天竺南部港口停留过的商船，都有可能携了带疫者。这种带疫产者在病发前应该有十天以上，一两个月的潜伏期——或许体质强的，潜伏期更长。随着商船在各地落客，便将这种霍乱从天竺带了出来。根据各地疫情来看，这种霍乱比以前的霍乱更有传染性，也很可能不仅仅是通过污染的水源，污染的食物入口，亲密的接触也有可能造成传染。”
侯敏中禀报完毕，便恭谨的垂首。
三人静等皇帝阅完奏章。
圣人一边看着，一边思索着，看完后又沉眉片刻，抬眉吩咐秦有：“传，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并太医令、丞，即刻觐见。”
“喏。”秦有躬一下身，退出去安排各内侍传旨。
圣人又对孟可义三人道：“回头将这奏本抄两份，一份递东宫詹事，一份交陈宝柱——宝柱递给施少令，让他令控鹤卫快递给秦国。”后一句却是吩咐侍立榻侧的内侍阁长陈宝柱。
“施少令”即控鹤府少令施自英。
陈宝柱恭应一声“喏”。
孟可义三臣伏拜下去，面上神情和声音都流露出感激，道：“臣等遵旨。”“叩谢陛下恩隆。”
靖安司直属皇帝，也只对皇帝奏事，重要的奏报均是由内侍抄录后转给太子或相关大臣，现下圣人令靖安司自抄了奏报后直递太子和秦国公主，这就是让他们与未来主上提前照面了，表明了圣人的态度：新帝登基也是要用你们的。
大凡一朝天子一朝臣，尤其是靖安司这种既是皇帝的“耳目”又是皇帝的“刀剑”，新皇多半要用自己亲信的人，以前的老人八成是要调职，或者升官阶给个荣养职。孟可义三人不担心太子，这位殿下崇尚儒学，又性量宽宏，只要德行无差，又忠心为国办事儿的，不介意是谁的人，都能用；但秦国公主的性子，即使他们这些老于情报的，也有些捉摸不透，往常见着她薄凉的表情，似乎对事情漫不经心，又似乎什么都了然，这种难测的感觉最让人发怵，三人难免担心秦国公主监国后，他们的位置会不会“挪一挪”，如今圣人这般表态，就给他们吃了颗定心丸，自是感激叩首。
圣人又问起奏章中分析推测的几个细节，三人悬于心中的一件大事解决，神态自也轻松起来，有些大胆的推测，未书于奏章上的，也敢说出来。
奏对间，三位宰相和太医署的长贰官陆续到全了，先后阅了靖安司的奏报，个个脸色都凝重起来。
阁内议事至酉初方歇。
次日，政事堂颁下的检疫防疫谕旨便由八百里急递传向南方诸道、安南都护府，以及东部、北部沿海的山东道、东海都护府和安北、安东两个都护府。
这一日晨起下了小雨，萧琰将养三日骨头已经完全长好了，照例是辰正二刻朝食后出门，与慕容绝同行去剑阵巷。
两人俱是内力深厚，到得剑阵巷时，衣衫也是上下干燥没沾到一丝雨湿。
萧琰仍入四象七宿阵。
这一次经历了四战，共坚持了五个时辰，一身鲜血的被慕容绝提出剑阵巷时，已经是申酉之交了。
从井中日月治疗出来，仍然歇三日养骨头。
萧琰养了两日，朝廷发给扬州的谕旨还在路上，而在栖鹤观又举行了一次疫证的辨证论治。
辨证是医家治病非常重要的环节，既辨病又辨证，详细分析症候和病理变化，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证”的区别上，这正是确定目前的疫证所需的。参加辨证的不仅有道门的主要药师，还有太医丞胡汝邻和两名太医，医官局博士常焘和两名助教，以及庆余堂、仁济堂、和顺堂、怡康堂、保安堂等几个扬州大药堂的积年老名医，济济一堂的坐了二十多人。
因为人多，辨证会就没在观主茶室举行，而是移到了观中讲经的经堂，因为已过了晨课，并不影响观中道士的日常。
众人都脱履坐在蒲团上，面对面围成一个“口”字，方便说话。医官局和本地医家坐在东面和南面，太医署的太医坐在了北面，道门的药师坐西面，并按字辈：沈清猗是掌殿的大弟子，因之道号“至元”，元者，首也，虽入门最晚，却坐在了起首的位置，之下才是至和、至平、至桓，余者便是广字辈。
年龄最小，却居字辈之首，难免引人瞩目。沈清猗对这种惊讶注目——暗里必定揣着怀疑的忖度恍若无视般，气质清冽如梅，又闲雅自如，仿佛参加世家的一场赏花赋诗聚会，坐立行止都油然透出的雍容优雅气度便让人觉得朗月在侧，不是骄阳灼目，却让人觉得居于其侧便如星子之于皓月，光芒闪烁也不及那中天悬月的清辉，竟将他们所见过的世家子弟都比了下去。众医不由暗忖：不愧是甲姓世家女！虽对她医道造诣还有怀疑，却也自生凛然，不敢在面上露出轻慢之色。
沈清猗和至桓都只到扬州三日，虽然这三天已经尽晓疫情，去过了各个隔离区，诊断辨异过病患，但均是头回参加辨证论治，便只静坐而听。这些医家们辨证过两次彼此都已经熟悉了，初始因为沈清猗那身清冽雍容的气度有种珠玉在侧的拘谨，但辨证一起，大家便都忘了其他，顾自投入到其中。
“……脾胃素虚之人，六气为病，阴阳二气乱于肠胃，因时气而更见其虚，中阳既虚，寒湿自盛，以致朝食暮泻而为飧泄，甚加呕吐而为霍乱。其泻者，必是清谷而非臭秽，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浊。小便之利，口之不渴，如此，才是寒湿霍乱，可以理中丸、五苓之类治之。”常焘眼下青黑之色更重，说起辨证来却是精神极旺，侃侃而谈不停顿，“诸位皆知，寒湿霍乱春伤于风冷，性属寒证。然此次霍乱所现病证，多数是小便赤短、便热极臭者，而脉带数，此为热证，当非寒湿霍乱，应以清利中焦湿热而治。”
庆余堂的坐堂大夫余秉执立即辩驳道：“寒霍乱脉兼迟，而热证脉带数，兼有吐利清浊之异，此为不同之处。而今患者所现病证，多是寒热相混，虚实错杂，确非易识，故有吾等辨证之争。然热证者未必不是内虚阴盛，燥热于表，岂可只以吐利清浊而妄断？此前有表热证者，或热燥去衣坐地，或面赤喜冷，辨为热证以黄连、黄芩清热论治，次日即下血而死，难道不是教训？此实为虚冷甚于内，而反逼其阳于外，故其外证，多假热之象，当以寒证而治。”
这位庆余堂的名医被人称为“余棒槌”，是个直梗不知变通的，面对本地医家管理衙署的主事也不知委婉迂回，硬梆梆的就顶了回去。所幸常焘不是个小气的，又素知这人性子，只是皱了下眉，倒没有多在意他的语气。
太医丞胡汝邻道：“《内经》以水液澄澈清冷为寒，然有利清者，以寒证而治，却也次日而殁。可见是阳邪炎盛之极，反与阴邪无异——其病非伤寒，以寒证论治恰如雪上加霜。”胡太医是个圆润的性子，但与这余棒槌共事一阵，也知其人不通委婉，用言必得直接为好。
余棒槌死皱着眉头一时不语，因胡汝邻所说的“次日而殁”便有他误治而死者，心中壅塞，一时难言。
这在辨证中是常见的事，诸人皆不以其面色为异，况疫情如火，大家辨证时也无心顾及别人的情绪。
至和接口道：“《内经》虽以水液澄澈清冷为寒，但医道于治道，用药如用兵，必得通审细辨。下利清水未必就是寒证，小便赤短也未必就是热证。余认为当以口渴与否，判清温之治，此为简当。”
胡汝邻道：“以口渴辨清温，其论治也有异。如霍乱之因伤寒而致者，热多，谓表热未衰；寒多，谓里寒较盛，同为治寒证，用药也当有异，若都用五苓，反致其危。”
至川道：“所以同一证，当察其内外之轻重，辨邪气之聚散，以施治法。”
……
众人争来论去，既辨证又论治，但争论良久，甚至气氛达激烈者，却终究没个定论，也没论出个有效的治疫方子，实在是因为热证中又夹杂了寒证，此前多次讨论用药，无论是以寒证治，还是以热证治，或是先热后寒，先寒后热，却只有上百例轻症者缓解，还不是治愈的，而是患疫者体质强，自个抗过去的，而多数用药者不是死亡，就是反致病重，境况最好者也只是拖着，约摸身死也不过几日间的事。
争论声渐弱下来，众医都有种困于巷中的感觉，渐渐的俱都凝重默然，座中唯有沈清猗和至桓两位新到者自始至终未发言。
至和左右一视，道：“余等已论辩了四五次，或者都囿于圈子里了，一时出不了新论。至元师妹与至桓师弟新至，或许不会陷于余等这些争论，有别出心裁的看法？即使异想天开也不要紧嘛，咱们已经困在巷子里了，或许就能从墙上开个洞呢。”
众医虽然心情沉重，闻听后一句也不由微微开颐，期待的目光看向两人，倒不是期待这两人就有解证和论治之法，但出来个新思路也不错，或许就可以开开窗，触发他们的思路呢？
——医道也是有顿悟的！